中午休息的时候，十三郎找到姚守信，道：“哥哥，钱有没有送到宜城县去？”

　　姚守信道：“已经派人送去了，只是派的人还没有回转，不知结果如何。”

　　十三郎道：“今日提举官人到襄州去了。我打听过了，官人此去，就是要办我们这件事。除了要去会马知州，就连张提刑也请到襄州，几个衙门一起商议。——此事，闹得有这么大吗？”

　　姚守信苦笑：“你是官人身边的人，都说不清楚，我又如何知道？事已至此，多想无益，我们还是安坐等消息吧。此次闹得不小，我们各自约束手下，再不敢惹出乱子来了。”

　　十三郎点头称是。又说了些闲话，十三郎才离去。

　　杜中宵到了樊城，到商场看了一圈，带上徐克，一起过了汉水，到了襄阳城内。进了城门，先到了转运司官廨，拜会副使周沆。

　　到了花厅坐定，上了茶来，叙礼毕，杜中宵道：“今日来见副使，有一事相商。前些日子，营田教阅厢军中有一使臣名为姚守信，极得上下倚重。他幼年时离家从军，到营田务后，访求家人，知其二兄之妻，因前些年家中困顿，典于宜城县一潘县员外家里为女使。姚守信便凑了些钱财，想赎回家里，让兄长夫妻团聚。无奈那员外不肯，极是烦恼。本部官兵得了这消息，前几日私自到了宜城县，不合与那员外厮打一番，带了姚守信的嫂嫂回来——”

　　听到这里，周沆道：“提举，主人不许，带人走了不是拐带人口？”

　　杜中宵点头：“正是，我也因此烦恼。这几个人都是军中极有用的，多立功劳，上下倚重。待要重重责罚，他们是为了让人一家团聚，没来由散了人心。若没个交待，官司起来，宜城县那里无法交待。”

　　周沆想了想，问道：“提举欲要如何？既是军中有用的人，知会马知州让他不过问就是。”

　　杜中宵道：“我已命那几人带了钱，送到宜城县去了，算作赔偿。只是如此了事，不合律法，终究不妥当。我之所以未惩处那几人，倒非是回护属下，而是此事他们办的虽于法不合，却合于情理。此事大有可议之处，是故前来襄州，邀约了张提刑，与副使和马知州一起，议议此事。”

　　周沆道：“此种事情天下所在多有，不知有何可议之处？”

　　杜中宵道：“人生世间，哪里能够一帆风顺，谁都有困顿之时。遇到难到，典卖妻子，到富贵人家为佣作仆，倒也无可非议。只是有那种卖断的身契，一为人女使，便与亲夫恩断义绝，太过不合人情。此是其一。再一个一时困顿典卖妻儿，一卖三年五年，其间或有不可测事，解了难处，未到期限，不能赎人出来一家团聚。于理不合，此其二。”

　　周沆想了想，道：“提举说得也有道理。只是古来如此，一时如何改得？本朝相较前朝，已是极照顾穷人了。凡卖身为奴必有期限，到期放归，非前朝所有。再要改，民间只怕不方便。”

　　杜中宵道：“在我想来，可以如此改，既不违律法本意，又方便民间，副使斟酌。一是妇人卖于别人家，有夫的依然与本夫是夫妻，只要不违犯主人家条例，不能阻其夫妻相会。再一个身契虽有期限，但只要给予赔偿，可以提前终止契约，许人赎回，免得违背人伦。”

　　周沆听了，低头沉思良久，道：“提举，恕我直言，你说的第二条尚有可议处，第一条难行。”

　　杜中宵问道：“第一条有何难行处？请副使赐教。”

　　周沆道：“雇在人家做女使，主人家事宜无不知息，有的还掌管钱财。如果女使有二心，拿主人家财物周济家里，甚或是有钱财纠纷，以卖身为名，刺探主人家隐私，会生无穷事端。典卖妻子必是家里遇到绝大难处，夫妻之实只能暂罢，以待未来。”

　　杜中宵沉思不语，知道周沆讲的也是事实。不许典卖妻子是不可能的，此时的典卖其实是雇佣，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卖身为奴。不管是从解决穷人难处的角度上，还是保障妇女劳动权的角度上，都不可能走回头路。不过此时的卖身太过于宽泛，除了出卖劳动力，还有直接卖断，相当于与丈夫暂离婚的。甚至还有给人做妾，为人生子的，卖的内容极其复杂，让人大开眼界。当然，后世发达了，此时卖的内容依然存在，只是合法不合法而已，如给人代孕的，诸如此类。不同的典卖内容，便就对应了不同的责任与义务。

　　想来想去，杜中宵觉得，第一条要解决有些困难，最少现在还很难解决，只能留待以后了。先从第一条做起，这也是自己的主要目的。只要允许毁约，姚守信和十三郎等人的事情，也就不是事了。

　　两人饮了茶，说了一会话，便一起出了转运使官廨，到了不远处的襄州州衙。

　　提点刑狱张士安已经到了，马寻把杜中宵和周沆迎进花厅，又端了两盆炭火，坐着饮茶。

　　叙礼毕，杜中宵把刚才与周沆说的话又说了一遍，道：“今日我让北边樊城商场的徐克同来，议一议契约期限未到，有人毁契的事情。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契约立了之后，会因很多事情而无法执行到底，此是人之常情。立契而不许毁契，于理不合，当别加限制。”

　　张士安道：“提举，立契重在信字。既已立了，如许人辄毁，徒生事端。”

　　杜中宵道：“提刑，话不能如此说。先说人身契，便如姚守信一家，因为一时困顿难济，把妻子典卖到潘家。弟弟姚守信回来，身为朝廷命官，嫂嫂在人家里为奴，他如何自处？也失朝廷的脸面。待到赎人回家，主人不许，便就无可奈何。再说商契，两方立约，订好时限价格，做成了自无话说，做不成的时候也多有。此时穷索保人，必要赔偿另一家的损失，没个数目，往往倾家荡产。依我之见，以后不管是身契还是商契，在订立时，都要加上违约条款。”

　　马寻道：“提举何意？既已立契，如何还许人违约？”

　　杜中宵道：“世间事哪个又有把握一定如何？必定有人违约，不能强行不许。在立契的时候，可以约定，如果一方违约，该如何处置。比如一笔生意，押金多少，生意数额多少，一方毁契，该赔偿另一方几多钱款。如此，生意人遇到了难处，早早知道生意做不成，可以毁约赔钱，不耽误做其他生意。”

　　杜中宵所讲的，其实就是合同不能执行时的违约金。这个时代，立好契约一方毁契如何赔偿是有规矩的，但违约金不是普遍现象。大多时候，是一方不能执行契约了，便逃得不知去向，只能向保人求偿。

　　不是用押金，或者资产抵押保证契约执行，而是让保人做保对商业是不利的。身契不必说，像姚家的例子，有了钱也赎不回人来，明显不合理。商业行为也不利，保人必是地方大户，他们权势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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