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城市，列宁格勒在联盟中的地位非常特殊，这里是革命的摇篮，是苏维埃的摇篮，是最高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可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就是从这里诞生并最终辐射到全联盟范围内的。

        而在列宁格勒这个特殊的城市，日丹诺夫同志则占据着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就是列宁格勒的土皇帝，同时，也是人们所认可的联盟第二号人物，当然，他也是列宁格勒派的代表人物。

        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所谓的“列宁格勒派”，并不是一个带有历史延续性的政治派别，事实上，这个派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具有特定的代表人物，也具有特定的身份认同。

        就拿日丹诺夫同志来说，他最早并不是所谓的“列宁格勒派”，相反，他是在基洛夫同志遇刺之后，才调到列宁格勒来的，随后，他对当年聚拢在基洛夫同志身边的那些“列宁格勒派”，实施了一系列残酷的打击。

        从1934年开始，直到苏德战争的列宁格勒大围困，日丹诺夫同志利用近十年的时间，在列宁格勒聚拢起了自己的一批人，这些人占据了列宁格勒党政军系统中的各个重要职位，成为了全新的、名至实归的又一代“列宁格勒派”。

        而按照维克托前世的历史演进，等到日丹诺夫同志突然死后，马林科夫与贝利亚将会对以日丹诺夫同志为核心的这一代列宁格勒派展开清洗，包括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等一系列列宁格勒派要员，全都被送上了刑场。

        在这场针对“日丹诺夫系列宁格勒派”的清洗行动中，一个叫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的人表现亮眼，尤其是在侦破所谓“医生案”的过程中，他更是赢得了莫斯科的信任，并由此成为了列宁格勒新一任的州委第一书记。

        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此人一方面紧跟赫鲁晓夫的步伐，一方面与军队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逐渐在列宁格勒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新一代的“列宁格勒派”。最终，他成为了赫鲁晓夫末期，苏联党内名至实归的第二把手，如果不是因为此人中风，早早的死掉了，那么在赫鲁晓夫之后，苏联党内的一把手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中庸的勃列日涅夫来做的。

        在科兹洛夫之后，莫斯科的当权者们，便开始对列宁格勒多了一份警惕心，从七十年代一直到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权力核心对列宁格勒在政治、经济上的打压，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列宁格勒跨芬兰湾的防洪大坝，这个后世名为“圣彼得堡大坝”的防洪大坝，一直被视为列宁格勒党委政治威望降低以及无力从莫斯科争取资源的客观证据。

        这个项目从七十年代初，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出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开始立项，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正式开始动工，而该项目第一次拿到莫斯科的拨款，则是在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安德罗波夫出任苏联国家领导人的第二年，至于项目完工，则是到了苏联解体后的二零一一年，那时统治俄罗斯的已经是普京大帝了。

        可以说，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就是列宁格勒派的最后一任核心人物了，此人在与戈尔巴乔夫争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斗争中失败之后，所谓的“列宁格勒派”其实就已经消亡了，取代它的，是后世所谓的“圣彼得堡帮”。

        其实，从“列宁格勒派”的历史就能看出来，这个政治派系的行程，并不是因为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而凝聚起来的。同时，它与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的特殊性，以及其自身的优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因为其特殊的历史象征地位，列宁格勒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其官员一般从当地遴选，这样所诞生的干部群体，更加了解地方实情且更容易抱团。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群体也更容易受到联盟其它政治派系的针对。

        当然，维克托对所谓的“列宁格勒派”同样没有任何好感，不为别的，就因为作为这个派别的首脑，日丹诺夫同志也瞧不上他这个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席。

        除此之外，列宁格勒的特殊性，也给维克托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权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是列宁格勒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席，也担任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主席团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其任免不是由维克托这个主席团主席来决定的。当然，这也是日丹诺夫将手伸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一种表现。

        而这次在列宁格勒会面的时候，维克托也没有得到来自日丹诺夫同志的任何尊重，同时，他还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日丹诺夫同志已经向斯大林同志呈递了一份推荐信，举荐在列宁格勒围困期间表现出色的库兹涅佐夫，推荐由他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委员的职务，为其进入政治局做准备。

        日丹诺夫同志推荐库兹涅佐夫的理由非常充分，因为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日丹诺夫同志本人因为患病的缘故，常常无法正常主持工作，列宁格勒的实际工作，其实是由库兹涅佐夫负责调度指挥的，因此，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日丹诺夫同志当然有权力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领导干部，这一点没什么值得诟病的，但问题在于，他的表现太嚣张了。当着列宁格勒诸多军政干部的面，他就堂而皇之的宣称，要将在列宁格勒主持战时经济工作的沃兹涅先斯基，举荐到国家计委主席的位置上去；要让柯西金去担任人民委员会的副人民委员；而库兹涅佐夫则是要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委员。

        考虑到如今的沃兹涅先斯基已经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了，如果柯西金与库兹涅佐夫再上去的话，那么政治局的委员中，就等于是至少有三个人是站在日丹诺夫一边的了。

        另外，沃兹涅先斯基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果由他出面担任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那么要不了几年，他必然会在国家经济工作中占据足够的分量，其直接威胁到的，将会是马林科夫同志的地位。

        而在另一个方面，库兹涅佐夫如果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委员的职务，那么他将会威胁到什么人的地位？考虑到目前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而第二书记就是日丹诺夫，由于斯大林同志现在已经很少直接管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那么库兹涅佐夫在中央书记处所负责分管的工作，将会由日丹诺夫本人来确定。由此，若是不出意外的话，库兹涅佐夫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所分管的工作，必然是接替贝利亚，监督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日常工作。

        从事实上看，持续了两年多的列宁格勒大围困，固然是为日丹诺夫同志以及由其所领导的列宁格勒派，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但与此同时，也限制了他们在莫斯科权力核心中的扩张。

        正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两人组成的小团体，在莫斯科的权力核心中迅速扩张，马林科夫同志借助自己负责中央书记处干部处工作的机会，将一大批“自己人”，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

        这一现实，显然令自视为斯大林同志接班人的日丹诺夫，感受到了足够的威胁，因此，在列宁格勒围困刚一解除的情况下，这位斯大林同志的姻亲，便迫不及待的向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的小团体发动了反击。

        是的，沃兹涅先斯基就是用来取代马林科夫的，而库兹涅佐夫则是用来取代贝利亚的，至于维克托，估计现在还没有被日丹诺夫同志放在眼里，他这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席，还参与不了那么高层次的斗争。

        但是，对于维克托来说，可悲的一点也恰恰在于此，他参与不到这么高层次的政治斗争里去，可一旦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的小团体被日丹诺夫掀翻在地，他自身的地位恐怕也得不到保障了。到时候，说不定都用不着日丹诺夫同志本人出手，只需要库兹涅佐夫弹弹手指，他这个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就得被人扫地出门了。

        更可悲的是，感受到危险的维克托，还没有一个改换阵营的机会，日丹诺夫同志所领导的列宁格勒派是相对封闭的，他即便是脱离了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的小团体，也没有机会投入到列宁格勒派的阵营里去。

        所以，这场注定会到来的政治斗争，从一开始的时候，维克托能够选择的阵营便已经确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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