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九年（1001年）秋，距离刘旸登基已然快十个年头了，新皇帝变成了老皇帝，大汉帝国也以一个更加安定、繁荣的治世面貌呈现于当下这个世界。

        过去的两三年间，在刘旸的鞭策下，朝廷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加大对违法乱纪、窃国虐民者的打击。每年秋决，仅各级官吏，便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押到洛阳南市，被当众处刑杀头。

        还是得说，论杀官效率，怎么也比不上世祖皇帝，因为他往往是一杀一大片，成群结队地杀，成百上千地杀。但在杀官频率上，刘旸却要超过他爹，他是追求法治，以法论处，判死即杀，理性杀人。

        有的皇帝杀人，会导致人心离散，朝政混乱，国家衰弱；有的皇帝杀人，却让人心更齐，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而刘旸显然是后者，因为他不乱杀人。

        同时，即便在比世祖还要严苛的吏治环境下，大汉的权贵官僚们对刘旸这个皇帝，依旧是“任你虐我千百遍，我待陛下如初恋”的逢迎态度，实在是如今的大汉官场竞争太激烈了，职位早已饱和，人才也已溢出。

        尤其在雍熙八年秋，刘旸开始关注体制内部冗员问题，并籍多方调查、了解、听取所得实况，对中枢部司以下道府州县乃至乡镇村里各级官吏，进行人数上的详定，这毫无疑问，在大汉官场又是一场巨大的波澜。

        帝国的朝官、命官体制，已经十分完善，包括文武散官、勋阶官，都有成制，变动不大。相反，对于栖生于官制之下的“吏员”，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位与管理条制。

        一切，实则是由各地方官自行料理，他们在“吏员”的设立任用上，具备极大的自决权，甚至可以说，这是各地官僚尤其是主官最重要的一项权力之一，很多地方官的权威也来源于此。

        毕竟，数倍乃至十倍于官的吏员们，才是直接负责办事、管理百姓的人，他们也是大汉帝国统治体制延伸到地方、到百姓的触角。而地方的命官们，也往往是通过控制僚吏的前途与权途，来影响治下的局势，决定属民的命运.

        实事求是地讲，皇帝要对付官，很容易，一纸诏书即可，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法统来自于皇命，治政的权力由朝廷赋予。

        但是，要对付吏，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不只是那庞大的规模，更因为那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这个群体在大汉帝国这套社会管理模式中起到的关键纽带作用。国家要安定，百姓要管理，恰恰最离不开的就是这群吏。

        因此，刘旸对“汉吏”的整顿，人数上的精简，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还是在旧制杂条的基础，拿出了一套更为细致、标准的管理办法，简单地讲就是将庞大的汉吏群体规范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朝廷将天下吏员分为二十级吏，基本对应着从宗亲勋贵、中枢部司僚吏一直到普通村里职吏的级别，并且按级别发放年俸。

        这又是雍熙朝的一项大工程，做起来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且不说在朝廷整顿下面临“失业”的广大汉吏们，就是各地主官也很抵触，因为朝廷手伸得太长，伸到他们的“碗里”，捅到他们“腚上”。

        因此，这项工作的进展格外缓慢，堪比税改，乱子也不少，但是，“吏制新规”仍在磕磕碰碰、纷纷扰扰之中树立起来了。就和税改最终走向妥协，吏改也是如此，角力到一定程度，稳定与平衡依旧压倒一切，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全国各地依旧裁剪了上万冗员

        树立一个新吏制，顺便缓解一下冗吏问题，最终达成共识，这也未必就不是皇帝刘旸想要达成的效果。

        而随着大量职吏被清退，大汉的“人才过剩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被清退的职吏们，很少有找不到出路或者活计的，能够为吏的，都是有本事的，至少也能积攒下一份家当以及相应的人脉资源。

        只不过，让这些曾经在体制内部抑或边缘打拼的“干吏”们，去操持其他事业，显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思维很难扭转。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一波“人才外流”爆发了，大汉东南西北的封国争相发力，从国内招揽人才，给出各种诱惑条件。

        对于广大吏员来说，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去打拼，显然是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难关的，有人不愿去闯，但也有人想要博一把。尤其是，在国内或许只是一个微末小吏，到了封国却能直接做官，这种反差比较，对于长期为吏的汉吏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于是，在过去的两年中，诸封国从大汉延揽了一大批的人才，且不提能力高低，但都是经过大汉体制考验的吏干之才，拿出去就能“打”。

        而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正是安西三国。就在雍熙七年，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安西三国便合力攻破蒲花罗城，将称霸河中地区上百年的萨曼王朝给灭亡了。

        三国在瓜分了萨曼王朝遗产之后，紧跟着便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属于汉人的统治。而这个过程，显然比打仗要更为困难。

        即便营所制的侵略性与同化性够强，但想要将“汉化”推行开来，仍需大量的人才，这恰恰是三国短缺的，尤其是获得了萨曼王朝大片土地的安西、康居二国。

        人才不够哪里找？大汉母国，应有尽有.而比起仍没有彻底摆脱“蛮荒夷野”印象的南边，还是诞生过璀璨文明、有过辉煌历史并与中国密切交通的中亚地区，对大汉官吏的吸引力更足些，尤其是中西部的人。

        发生在雍熙7—9年的人才外流现象，与过往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便是，这一次自发选择的占比很高。

        过去，有皇帝引导，或者就是朝廷下制安排，很多人实则都是被动地接受安排，内心未必都是乐意的。

        而这一次，情况变化了，是从思想理念开始的变化在这份变化中，大汉上层权贵的观念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一种在历代帝国王朝从未出现过的变化。

        别的且不提，至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各封国的“妙用”，挡住外敌，拱卫中央帝国，只是最粗浅，乃至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为一个强大的天朝，是不惧任何外来挑战的。

        相比之下，世祖皇帝早年提出的那一套“泄洪理论”，到雍熙王朝的当下，却是越发凸显出来了。

        叛乱的百姓，杀了有伤天和，留着仇恨深重，对外转移；犯罪而又罪不致死的官吏，对外流放；天灾之下出现的流离百姓，同样也可以向外迁徙；包括此番“吏制”改革产生的多余僚吏，仍然可以向外输出.

        似乎，帝国内部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毕竟，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身上，一旦解决了“人”，那么问题也就解决了。

        而以各封国的承受能力，或许一百年都看不到上限，他们对汉民、对各类人才的饥渴，也是肉眼可见。

        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了，进入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具备一种历代帝国王朝都不具备的特性，而这份发源于世祖皇帝的特性，也很可能对大汉帝国的未来，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带去一种不确定性。未来的世界，至少在一个“汉统”笼罩下的亚洲世界，历史的发展将更为精彩。

        在雍熙九年，大汉帝国还发生了不少大事，比如新一轮的“人口普查工作”的完成。朝廷下诏，要求诸道府州县查察治下人口，朝廷要对大汉人口数量做一个了解。

        自从税改完成之后，各地官府实则对人口数量如何，并不是那么地在意，至少不那么在意其数字了，毕竟收税不再以人口作为依据。

        因此，曾经即便不那么准确，但始终有个谱的人口统计，也逐渐怠慢了。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大汉又爆发了一波婴儿潮，就更给人口数量笼上了一层迷雾。

        这甚至对大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破坏，而户籍制度对帝国的统治而言，是何其重要，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一块阵地。尤其在刘旸西巡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户籍制度已形同虚设，官府不察人情，不辨丁口。

        但恰恰，有一些乡里之间的土豪乡绅，对本地的人口状况，摸得是清清楚楚的，族有族谱，村有村单。

        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乡绅土豪们为何比官府还要积极，不言而喻。不会真以为，当官府克制了，底层的黔首贱民，就能卸下负担，专心生产，幸福快乐地过日子？

        有鉴于此，早在雍熙八年，关于全国人口统计制诏就正式发出，诏书中对人口统计的各项要求，清晰明确地标注其上。

        这当然也是件繁琐不易的事，但朝廷却有不得不推行的理由，虽然大汉几乎人人都把土地看得很重，但在统治者眼里，人口，尤其是甘于奴役的人口，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统计人口，也是清点帝国“财富”的一个过程，至少人口清楚了，在兵役、徭役的征调上，就能更有数了。另一方面，就像当年世祖私访罗山县时，刘文涣与那愚民辩论的那般，上籍，也是对百姓权益的一种保护，尤其在不以人头纳税的当下。

        虽然对普通百姓而言，遇不到清官，告状一般很难告赢，但若籍上无名，那就铁定告不赢

        到雍熙九年秋，户部已然就各地上报的数据，汇总得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全国主客户加起来，突破1亿人，已然成为事实。

        单从开宝年算起，也有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整体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突飞猛进的粮食产量，三代人的成长，共同催发了大汉帝国的这一场人口爆发。

        而这个结果，让刘旸吃惊之余，还有深深的忧虑，这么多人要养活，何其不易啊！

        所幸，还有各大封国，也是从雍熙九年开始，大汉对外移民经商再不设任何阻碍，甚至采取鼓励的态度与政策。

        只不过，还是老问题，没有多少百姓愿意走，如果不是活不下去，谁愿意到外边漂泊。但是，雍熙盛世，又怎么能让老百姓活不下去呢？

        但不管怎样，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已经逐渐攀上千年以来封建帝国的巅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到雍熙九年，大汉帝国上层权力格局又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这个巨大体现在尚书令的更替。

        吕端，这个从开宝年起为相三十多年的老臣去世了，死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尚书令不过半月。

        对于吕端这样的老臣，后事自然操办得风光，身后名也极尽推崇。而比起作古的老宰相，在世之人更加关心吕端留下的权力空白。

        比当初在枢密使人选上的处置还要果决，刘旸直接任命了新尚书令：张齐贤。

        至此，张齐贤这个当年于洛阳拦驾“画地献策”的寒门士子，得以将所有功臣勋贵挤在身后，登上人臣的巅峰位置，也成全了与刘旸之间的一段“君臣佳话”。

        当然，这份成就来之不易，仅从时间上，就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同时，也有他前三十年兢兢业业、吃苦受罪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最近十年的“突飞猛进”。

        从榆林到京畿道，再到尚书右丞、财政使，最后登顶尚书令，这三级大跳，就是在十年的时间内完成的，这等际遇，实在难以复制。

        旁人不提，就说吕端吧，他可是在中枢当了二十多年宰相，方才在新朝成为首相。宰臣与首相之间，往往是同殿议政，甚至名分、待遇上也没有过于的悬殊，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时候真就是一道天堑。

        张齐贤任相，也必然牵扯到朝廷一系列的人事变化，尤其是财政使这个实权重职，毫无疑问乃是帝党，刘旸选择了李沆，以其抚治西南之功。

        接替李沆的，则是一个几乎被大汉上层遗忘的人，吕蒙正。当年“倒王风波”对他仕途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不过，作为皇帝的刘旸没有忘记他，因此，他就还能在接近花甲的年龄，成为一道封疆，还是剑南道。

        至此，曾经风华正茂的“三杰”，都成为了皓首苍髯的老臣，也成为大汉政坛上真正耀眼的明星。

        在朝局不断变化的同时，河内公韩通、平原公孙立、真定侯曹彬、阳邑侯张永德、马邑侯党进、洪江侯秦再雄、高阳伯刘廷翰、东阳伯李重进等一系列世祖时代的功勋老臣、风云人物，陆续辞世。

        伴随着这一干功臣老贵的故去，属于世祖皇帝的痕迹进一步淡化，曾经那个时代，也彻底远去，仅仅停留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中，留存于史官文人的笔锋之下。

        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最近这些年，很少有人再以世祖旧臣自居了，即便是杨业，平日里也只是在家中，自个儿默默追怀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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