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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三九五章 望梅止渴的绮思


同时,我们可知至少在宋代宫廷中,还藏有武则天的一卷行书《夜宴诗》,如今已散佚。

        而今天,张天元就在这洛杉矶贵族博物馆里看到了《夜宴诗》的真迹。

        虽然从书法上来说,未必能比得上那些大书法家。

        可是武则天的书法清秀却不失王者之气,也是难得的好东西。

        宋之后的文献中,提到武氏书法也多为颂扬:“凛凛英断,脱去英华脂粉气。”

        这不仅是对她书风的评论,想必也是一班男子对其人格的点评。

        《偃县志》载:“今观其草法极工,有鸟丝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书。”

        跳脱出古人评论再看《升仙太子碑》,当说确是一件成熟且优美的作品。

        碑面正文行草有个人风格,形制完整疏朗。

        细观其结体,品态端方、法度森严,明显有唐楷雄强遒劲的品格;细观笔画联结飞扬处,又见其笔势运筹帷幄,时而雷厉风行,时而婉转潇洒,仿佛窥得二王神韵,又维持了自家面目。

        这是武则天76岁时的作品,浸淫数十载的功力可谓精熟而老辣。

        欧阳询、柳公权之“唐楷”风流天下之时,武则天恰起于微末。

        侍奉帝王的她必然要投其所好,而宫廷中丰富的古籍真迹为她的临习研摹提供了条件,书中载:“(后)初得晋王导十世孙方庆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

        ——《宣和书谱》卷一

        可见,她在学书上下了不少功夫。

        另有一尊出土于蒲县的唐代碑刻《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也能一窥李唐书风,此碑为金仙公主的亲妹妹玉真公主手书,她们同为睿宗李旦之女,即武则天的孙女辈,和《升仙太子碑》相较,书风又为之一变。

        碑文通篇楷体,字迹十分匀称俊逸,从字画之间可见其书风脱胎于欧体,却减去了欧阳询的瘦、硬,整体字形化为端正的方形,笔画内筋骨挺直,灵肉丰满,不失为一件精品。

        由此见,唐代宫廷还有不少擅长书法的女性,《新唐书》等文献中提及“善书”的公主有七位,比如小小年纪的晋阳公主李兕子,便能完美模仿父亲李世民的“飞白书”,令臣下无以分辨,这与李唐王朝对书法的重视以及与诸位帝王对书技之青睐不无关系。

        此外,唐代内侍省设置了宫教博士,掌管教习宫人书算众艺,《新唐书》《旧唐书》里记载了十数位能写善画的后妃也不足为奇,宫廷中还有如上官婉儿之流的女官,也有书法优美之名。

        除去唐朝,纵观整个书法史,宫廷女性一直在女性书家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书中对她们“善书”的记载比比皆是。

        而起初,在汉及魏晋时代,后妃于书艺的造诣多与文史相连,比如,最早有称“善史书”的女子冯嫽,便是一位随解忧公主远嫁的宫中女子。

        又如《后汉书皇后纪》中云东汉和帝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

        品位高雅、贤惠善书。

        有宋一代文风昌明,宫中自然不俗,《老学庵笔记》载仁宗曹皇后“工飞白……先人旧藏一美字,径二尺许,笔势飞动,用慈寿宫宝”。

        而南宋高宗皇后吴氏与宁宗皇后杨氏如今仍有笔墨留存。

        杨妹子一说为杨皇后本人,而元明人则认定她乃是杨皇后之妹,因其墨迹落款常为“杨娃”。

        后据启功《谈南宋院画上题字的“杨妹子”》和江兆申《杨妹子》二文考证,“杨娃”之印,实为“杨姓”之印,今天学界多有共识,杨妹子与杨皇后为一人,而非杨皇后之妹。

        时隔数百年,她的娟秀笔迹仍然诉说着主人的身份:这是出自一位长期生活在宋代宫中的女子之手,并且受到一定宠爱。

        因其笔墨多存在于院画题额之上,且在如马远、夏圭等最为炙手可热的南宋宫廷画家的多幅作品中,都留下了她的题款。

        眼前就有一枚团扇上有她的题诗:“瀹雪凝酥点嫩黄,蔷薇清露染衣裳。西风扫尽狂蜂蝶,独伴天边桂子香。”

        最后两句似乎点破了作者“中宫之主”的身份,然而细看其字体,却颇有些柔弱纤秀,结构也略微稚嫩,这与史书中记载的刚断果决的形象颇有出入,与前文唐代两块碑刻相比,笔力有着明显差距,似乎也体现出唐宋两朝之间的气质区别。

        有人猜测,杨氏之书,更多的目的大约是为政治服务,为的是向士大夫显露并塑造一个知书达理的皇后形象而已。

        及至明代,对宫中女子书法的记载虽然不多,却各有特色,体现出明代书法艺术昌盛之象。

        如《玉台书史》记神宗贵妃郑氏所抄经书“楷法秀整”,《列朝诗集》曰武宗王妃“诗幸蓟州温泉题诗自书石刻,今石刻尚存”,《书史会要》称娄妃所书江省永和门并龙兴普贤寺额,宁靖王女安福郡主“工草书”等等——由此可见,不仅在书法字体上门类众多,连艺术表现形式也比前朝丰富了起来。

        相比之下,清朝后妃宫女几乎全无记载,大约也类同元代,“番邦女子”志不在此道吧。

        历朝历代对于宫廷女性书法的记录大多如蜻蜓点水寥寥数字耳,一旦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则全然流于“善书、工文”的敷衍。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艺术才能原本就很难得到重视,纵观故纸当中的点评,或谄媚,或轻浮,或臆测,又或许只不过是人云亦云。

        大约宫廷中的女性之于古代社会,只不过是几朵装饰于屏风上的花枝,她们的存在似乎只是某种意义符号,因为一道高墙以及“皇室”这个词汇的镀金,徒为她们增添了神秘感。

        对于“宫外”的人而言,她们大概就是想象中虚无缥缈的画像,想必是美丽而寂寞的,如若增添了一些诗书歌赋之类的才艺,便更为难得。

        一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写了几软绵绵的歪诗,也有人争相传抄了去,只因为“风传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哥儿所作”,与其说是对才华的欣赏,更多的大概只是一些望梅止渴的绮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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